男权社会永恒的悲剧

时间:2024-02-07 人气:

摘 要:《纯真年代》以19世纪70年代的纽约为背景讲述了男主人公与两位女性的爱情纠葛。本文从分析两位女性角色出发,关注女性自身情感独立,并指出女性如果在精神上不能独立将一直是男权社会的附庸。

关键词:女性意识;情感;自我

《纯真年代》被认为是伊迪丝·华顿最优秀的作品。该书出版于1920年,次年便荣获普利策奖,华顿因此也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女小说家。迄今为止,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研究面很广,从主题到作品形式、风格以及作家作品比较研究,涉及的文学批评理论包括女性主义、心理学、叙事学等,其中尤其以女性主义角度解读的居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评论或者侧重将女性地位归咎于社会,或者对其中女性角色提出不同理解;很少有评论关注女性自身情感是否独立。可以断言,女性如果在精神上不能独立,她们将一直是男权社会的附庸。

《纯真年代》以男主人公纽兰·阿切尔与梅·韦兰和埃伦·奥兰斯卡伯爵夫人两位表姐妹之间的爱情纠葛为主线,同时呈现了19世纪70年代的旧纽约。有评论者将华顿的作品归类为风俗小说(novel of manners)。小说中华顿逼真地再现了镀金时代纽约上流社会的种种面貌和习俗。当时上流社会仍然由贵族资产阶级主导,但内战后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已悄然占据一席之地。表面上社会推崇诚信,上流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与道德标准受到贵族们集体维护。任何人一旦违背这些规范必将受到整个社会的谴责与遗弃。然而,实质上这些规范只是用以掩盖其伪善与假道德的面具。在这个面子就是一切的社会,为了维护面子,事实也可以被操纵。正如纽兰逐渐意识的,这个社会是一个“用符号表示的天地,在那里真是的事情从来不说、不做,甚至也不想,而只是用一套随心所欲的符号的表示”。劳伦斯·莱弗茨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一面歌颂基督教的美德一面却有数不清的风流韵事。可见所谓的体面实则为男人们凭借群体优势依据切身利益制定的一套无形的用以约束世人的习俗力量。而在这种男权体制中,女人尤其受到禁锢。社会要求女性洁身自好,未婚时她们应该像光鲜亮丽的饰品一样做好陪衬,而一旦结婚她们的职责应是操持家庭生儿育女。

梅·韦兰是男权体制要求的女性角色的完美体现。小说从衣着、神态及姿势等各个方面突出梅的优雅和圣洁。她第一次出现在歌剧院。在一群身着锦罗绸缎的贵妇的映衬下,穿白色衣服、戴白手套,手持一大束铃兰的梅显得格外特别。她的衣服总是淡雅的颜色,佩戴的花草是铃兰或常春藤,一次纽兰一时冲动想用“黄玫瑰代替铃兰送给梅”,最后也因“它们(黄玫瑰)太绚丽太浓烈”而作罢。梅根据不同场合始终保持或娇羞、或容光焕发、或从容的姿态,就连在射箭比赛时,梅也是一副“狄安娜女神般超然的神态”,她以一种男士们意想不到的姿势射中靶心并赢得了比赛。然而,梅并非一味地表现小姑娘气。她作为女人的智慧在纽兰发生情变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纽兰赶到圣奥古斯丁想把婚期提前时,不同于其他女人可能会被这种急切的心情所感动,梅反而很冷静地质疑纽兰是否没有把握继续喜欢她。待她试探出纽兰的真意便开始了她的计划。两个热恋的人很快被梅的一封电报拉回了现实。纽兰和梅顺理成章地结了婚。婚后,察觉到纽兰的心再一次被埃伦的出现给搅乱,梅再一次不着痕迹地给她的表姐一些暗示,让埃伦从此退出了这种三角关系。随后梅为埃伦准备了盛大的告别宴会,彻底地让埃伦离开了纽约的社交圈。对梅这一角色,评论界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梅伪装天真,实则工于心计; 也有人认为梅是一个能够在有限条件下主宰自己命运的生活强者的形象。[4]不可否认,梅既有美丽的外表也不乏聪明的头脑。但作为“社会制度令人惊叹的产物”,梅缺乏女性的自我意识,她一生的目标是成为她母亲那样的女人并且她做到了。更为突出的是,她们一方面受制度的压迫另一方面却不自觉地沦为这个制度的“守护之神”。小说的结尾通过儿子的一番话纽兰才清楚梅一直知道他和埃伦之间的事,但梅却平静地走完了一生。梅的这种选择完全让女人的情感需求让位于制度。毫无疑问,她是男权社会最可悲的祭品。

与小说中对梅的女神般的描述相比,埃伦的形象更贴近活生生的女人。在制度下的梅从未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而埃伦却哭过、笑过,甚至她还“红颜已衰”。埃伦的不同源自于她的成长经历。她自幼失去双亲,被偏执、前卫的姑姑收养,偶尔从欧洲回来的小埃伦给纽约的印象是“像个吉卜赛弃儿一样”。成年后的埃伦也没有如纽约社会所期望的循规蹈矩。确切地说,她并非完全被动的人。她一直努力地维护自我的完整与自我意识,同时也企图带动社会发生变化,即便很小的改变,由此她便可在其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她离开欧洲,离开她的丈夫,来到纽约开始新的生活。起初埃伦天真地以为纽约人会像当年接纳无家可归的小埃伦那样欢迎她,但很快她发现自己的行为举止甚至穿着都与纽约社会的繁文缛节格格不入。她的特立独行考验着纽约的耐性。然而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埃伦心灵是自由的。在纽兰向她表白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现在我无法再回复以前那种思维方式了。只有放弃你,我才能爱你。”埃伦的这番话反映出为了保全她所爱的人她已屈膝于纽约的社会规范。事实上她不断提醒纽兰面对现实。纽兰与梅决定结婚时她为爱退守到华盛顿。一年半之后纽兰关于她的记忆被唤起,埃伦又一次陷入他的情感束缚,最后在梅的作用下埃伦再次为爱远走,退回至欧洲。值得一提的是埃伦并未如大家所愿回到她的丈夫身边而是独居巴黎。显然,,埃伦出走欧洲回归纽约本应是成功的追寻自我之旅,然而结局却由她自己改写,一切源于她为了爱而放弃了自我。

从梅和埃伦两个角色来看,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男权体制的影响。男权社会集体意识的强大足以让身处其中的绝大部分女性不自觉地丧失自我。而对于像埃伦这样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如果她们在情感方面毫无保留地投入,也就是将情感期许建立在虚妄的基础上。小说中纽兰具有一定代表性,他出生在一个正统的上层阶级的家庭,被灌输了传统习俗。得益于阅读面广,善于思考,纽兰把社会看得更透彻,如同取下了“蒙在眼上的绷带”。一方面他意识到了男权体制下女性倍受束缚;而另一方面,他既没有勇气与魄力去改变同时也享受着男权社会赋予他的权益。在埃伦没有回来之前,纽兰满心期待着与梅结婚过上让人羡慕的生活。埃伦的出现首先满足了他作为男人的英雄情结,继而随着深入了解纽兰发现埃伦才是真正他欣赏的人。然而发现这点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逃避,催促梅和他结婚。之后他一再地接受梅的安排,成为纽约人眼中的好丈夫。纽兰很清楚与埃伦一起他才是真正的自己,但“遵循一个狭小社会阶层的行为准则几乎成了他的第二天性”。为了自己和周围人的共同利益,纽兰妥协了。他知道自己失落了“生命的花朵”但同时自我安慰那是“非常难以企及的事”。纽兰这样关注女性意识的男人面临选择时尚且如此,就更不用对其他男性寄予期望。无疑埃伦是因为自我的放弃而成为男权制度的另一类牺牲品。从这个层面看,该小说反映的不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而是男权社会永恒的悲剧。

参考文献

[1] Lindberg, Gary H., Edith Wharton and the novel of manners[M].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75.

[2] 伊迪丝·华顿. 赵兴国等译. 纯真年代[M]. 译林出版社,2002(注:以下同一出处在文中标示页码)

[3] 张建红,论《纯真年代》中的女性意识:解构与建构[J].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第24卷第6期,2007年1月.

[4] 吴霞 胡泓,解读《纯真年代》中的梅韦兰 [J]. 外语教育,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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